港台文学入侵内地

港台文学“入侵”内地，其实来得顺理成章。一方面是香港地区文化氛围的持续冷淡、台湾文创产业的饱和，文化人继续另觅市场；另一方面则是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内地存在城市文学的真空，发达地区的白领们又对城市读物有着如饥似渴的需求。港台文学这次来得恰到好处。

美文和眷村文化都很有爱

“内地读者对港台文化、历史和港台文学写作的方式都表现出一种饥渴的需求。”梁文道认为，从写作方式的层面上来讲，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内地的文学越来越倾向于现实主义写作，忽略了“美文”的创作，而这一条文学道路却在港台地区，尤其是台湾地区越走越宽。无论蒋勋、张大春，还是朱天心朱天文姐妹都持续了这样的写作风格，“内地读者对这样的文字感觉是新鲜的，是久违的”，梁文道的观点也得到了舒国治作品责编、广西师大出版社青年艺文馆主编杨静武的印证，“内地还没有作家能写出这样的文字”。

在文化方面，此前因为历史原因，港台地区尤其是台湾地区的文化对内地读者来说，一直是个盲区。近几年，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，在出版界比较禁忌的一些话题被慢慢放宽，其中台湾的眷村文化就是典型例子，1949年之后，从大陆退到台湾的军政公教人员被统一安置在眷村，逐渐在台湾形成了眷村文化。从话剧《宝岛一村》到张大春、朱天心朱天文姐妹，再到齐邦媛的《巨流河》，都和眷村文化脱不了关系。对于大陆读者来说，眷村文化既新鲜，又因为同根同宗而显得亲切，因此很容易被接受。

其实，无论是张大春，还是朱天心、朱天文，都在台湾地区走红了长达二十年的时间，“李敖、柏杨之后，大陆的文坛也好读者也好，对港台中生代作家很陌生，这两年其实是在补课，一下子吸收了二三十年的精华。”文学评论家夏烈说。

内地城市白领阅读饥渴严重

这几年，香港地区的文化氛围未见好转，台湾地区的文创产业又趋于饱和，内地的许多地方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却在持续鼓励文创产业发展，港台和内地在文化生态上的变化也为港台文学走红内地提供了条件。梁文道在内地图书市场的走红就缘于他的主动出击。2008年，梁文道在《明报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一个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》的文章，指出香港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漠视、香港人对人文艺术的冷淡，都促使他愈发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内地，因为那里有更良好的创意环境，理性的观念可以受到尊重。梁更在结尾提出，“我们‘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’可以做的，就是走出香港。”梁文道的战略转移果然在第二年就见到成效，这位对西方文化现象颇为熟悉的香港文化人，以不同的视角来剖析内地文化事件，让人耳目一新，这也正是《常识》等书风靡内地的主要原因。

梁文道的这篇文章当年曾招来香港文化圈的猛烈批评，时至今日，连当年数落过他的马家辉也开始放弃繁体版图书，直接出版《明暗》和《日月》两部简体版影评集。香港导演彭浩翔也选择了将自己的办公室移至北京，以作家和导演的双重身份寻求发展。

因为对文创产业的重视，以及经济的持续发展，内地培养起来的一批城市白领读者成为港台文学的最好承接者，“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将近十年，但大陆一直缺乏真正的城市文学，台湾这批中生代作家的创作高峰期，正好赶上了台湾经济起飞、城市化进程进行的时间段，他们的作品很容易被大陆的城市白领读者所接受。”夏烈分析说。而香港方面，像欧阳应霁这样在设计、广告、创意、旅行等多个领域跨界的作家，也贴合了城市白领的轻阅读需要，填补了一块市场空白。

（编辑：郭婧涵）